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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黨員不要上將”的開國將軍

2017-02-15 15:55:06來源:南昌市青年文化學會
1955年9月,蘭州軍區第一副司令員韓練成被授予中將軍銜、一級解放勛章。授銜前,周恩來總理曾征求過韓練成的意見:根據他的坎坷經歷和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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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9月,蘭州軍區第一副司令員韓練成被授予中將軍銜、一級解放勛章。

授銜前,周恩來總理曾征求過韓練成的意見:根據他的坎坷經歷和條件、貢獻,如果按起義的國民黨軍長對待,可以考慮授予上將軍銜。但如按他的入黨時間和當時的職務,將被授予中將軍銜。韓練成明確表態:“和平建國,我就該功成身退了,還爭什么上將、中將?何況,你是最了解我的人,我是什么起義將領?再說,我干革命本來就不是為著功名利祿。”韓堅持按自己入黨時的職務、級別,接受中將軍銜,不僅沒有接受對起義將領的授銜待遇,對發給他的按起義將領對待的獎金,連看都沒看就一次性地交了黨費。

在撰寫韓練成傳的采訪過程中,許多老同志、老前輩曾告訴我:周總理很欣賞韓,經常講“韓練成要黨員不要上將”,但我一直沒有查到這段話的記錄。1994年1月10日,原周總理辦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告訴我:“這是周恩來副主席親口講給我們聽的,你到哪里去查?我說的就是史實,你給韓練成同志寫傳,一定要寫進去。”他還多次強調:“寫韓練成同志,不僅僅是寫你的父親;更重要的是:你寫的是周總理領導的秘密工作,寫的是共產黨的一個歷史側面,寫的是共產黨人的高貴品質。”

韓練成究竟有什么特殊經歷,能得到這樣的評價?

北伐時,初識共產黨,并深受馮玉祥、白崇禧的信任和重用

韓練成1909年2月5日出生于寧夏同心縣一個貧農家庭。1920年大地震,家園被毀,所幸一家三口都還活著,遷到固原縣城邊上,在第五道城墻下的一個窯洞里開始了城市貧民的生活。父母用換工方式頂束脩,他12歲進私塾,一邊念書,一邊幫工,由于生性好動,還曾拜師學武。

1925年元月,他借了甘肅省立第二中學畢業生韓圭璋的文憑,冒“韓圭璋”之名考入西北陸軍第七師軍官教導隊。1926年9月,韓練成所在的陸軍第七師被編為國民聯軍第四軍,軍長馬鴻逵,政治處長是共產黨人劉志丹。

國民聯軍是實行孫中山“聯俄、聯共”政策的軍隊,以馮玉祥為總司令,總政治部部長是共產黨人劉伯堅。擔任排長的韓練成曾多次見到劉志丹,解圍西安一役,韓練成升任連長,參加了一次由劉伯堅親自授課的集訓,劉伯堅、劉志丹曾單獨找韓練成談話,劉志丹并為韓指定了加入共產黨的聯系人。(1998年10月,習仲勛、馬文瑞曾撰文紀念劉志丹同志誕辰95周年,第一次在黨報上公開了韓練成早期接觸黨組織的情況。)

1927年“四一二政變”,馮玉祥采取調和態度,繼續東進。在5月的一場小規模夜襲中,韓及時解救了馮玉祥的總司令部,給馮留下深刻印象。馮在《我所認識的蔣介石》一書中寫道:“韓練成在北伐的時候,曾同我在一起共過患難的。”

6月,馮玉祥與汪精衛、蔣介石會談之后,開始聯蔣清共,劉志丹等共產黨人被“禮送出境”。韓練成還沒有來得及加入共產黨就和黨的組織斷了聯系。韓練成被扣上了“紅帽子”,被指為“共產黨潛伏分子”,由于馮玉祥的保護,韓在“清黨”階段很快被解脫,豫東、魯西鏖戰,韓練成屢建戰功,升任五十九團團長。

馮部北渡黃河,韓調任獨立騎兵團團長,撥歸東路軍前敵總指揮白崇禧指揮,白將本部一團騎兵與韓部合編為騎兵集團,以韓為司令。白的大度和那位團長的涵養使韓十分欽佩。兩部騎兵配合默契、作風正派、紀律嚴明、英勇善戰,韓本人駕御本部、協調友軍的能力,也給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10月,國民黨政府軍各集團軍編遣時,馮玉祥向白崇禧要求韓練成帶騎兵團歸還建制,第四軍縮編為陸軍暫十七師,馬鴻逵由軍長改任師長,韓改任中校參謀。

救援蔣介石,被“賞穿黃馬褂”進入黃埔系

1929年1月國民政府軍隊編遣會議中,馮、閻、桂系不滿削減本系實力的編遣方案,與蔣失和。5月,馮玉祥通電討蔣,自任“護黨救國軍西北路總司令”。但不到一個星期其部下韓復榘、石友三、楊虎城、馬鴻逵等部先后投蔣倒馮。馬部投蔣后改編為討逆軍第十一軍,馬鴻逵任軍長兼六十四師師長,韓任六十四師獨立團團長。

1930年初,蔣馮閻中原大戰爆發。5月,蔣馮主力鏖戰豫東,蔣介石停靠在歸德(今商丘)火車站的“總司令列車行營”里親自指揮。韓練成率獨立團守備歸德。

5月31日,馮軍鄭大章騎兵軍一支部隊夜襲歸德,攻擊的重點是飛機場。蔣介石的“總司令列車行營”沒掛火車頭,停在站內,也被馮軍騎兵圍住猛打。在無法突圍的“行營”車廂里,參謀長楊杰摸黑搖著電話大喊離火車站最近的部隊,只說到“敵軍包圍總司令行營......”線路便中斷了。韓練成知道總司令行營沒掛火車頭,親率主力馳援,解圍后他第一次見到了蔣介石。蔣十分高興,當即下了一道手令:“六十四師獨立團團長韓圭璋,見危受命,忠勇可嘉,特許軍校三期畢業,列入學藉,內部通令知曉。”

1994年7月,著名“共諜”郭汝瑰給筆者的信有這樣一段文字:

我在未認識韓練成同志之前,早就知道這位大名鼎鼎的“賞穿黃馬褂”的黃埔軍校第三期學生。

1936年,我任國民政府陸軍大學的上校兵學教官,講授第一次世界大戰史。陸軍大學教育長楊杰要我兼任特別班第三期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史教官。他對我說:“我們特別班第三期學員,多是有作戰經驗的軍官,他們有的地位較高,如馮玉祥副委員長,還有深得蔣委員長器重的,如‘賞穿黃馬褂’的韓練成都要到這個班聽課。”

我問:“‘賞穿黃馬褂’是怎么一回事?”他說:“民國十九年(1930)中原大戰,蔣委員長堅守隴海路鄭州-中牟間一段陣地時,司令部設在歸德車站,委員長在指揮車上辦公。馮玉祥的騎兵師長鄭大章奇襲了歸德車站。當時車站只有一個警衛營,憑車站抵抗,我當時任總司令部參謀長,知道只有馬鴻逵部署的一個團駐在考城縣境,離車站較近,我急忙打電話令該團救援。剛打通電話,還未交代清楚任務,電話線就斷了。該團團長韓練成判斷是叫他赴援,立即出兵。韓練成的隊伍一到,敵騎兵就退了。蔣總司令大喜,請韓上車見面。蔣問韓是黃埔軍校第幾期學生?韓不知該如何回答。我知韓不是黃埔軍校學生,就說:‘他不是黃埔學生。’蔣于是提筆批:‘韓練成準以黃埔第三期登記’。”

當時黃埔學生在軍隊中頗為吃香,人們就戲呼黃埔學生為“穿黃馬褂”。韓練成既被“賞穿黃馬褂”,當然就被另眼相待了。他入陸軍大學特別班第三期,就是蔣介石特準的。

這段史實,無論在解放前,還是解放后,知之者甚少。

由于沒有正式在黃埔軍校第三期上過學,韓從來不在履歷、自傳中填寫自己是“黃埔三期生”,但在國民黨軍隊,尤其是黃埔系將領中,人人都認同韓是黃埔同學。

1930年9月,張學良通電擁蔣,10月上旬,東北軍入關,占領了平津地區;閻錫山、馮玉祥聯袂下野,晉軍、西北軍分別由張學良和蔣介石改編。中原大戰結束,馬鴻逵部移駐泰安。馬部投蔣之后,官多位少,韓練成又曾有“紅帽子”之嫌,再次調離實職,改任上校參謀。

1932年秋,蔣介石在漢口召見馬部上校以上軍官時,指著韓練成對馬鴻逵說:“這是一個很好的青年將領。應以旅長提升。”但韓隨馬回到許昌駐地后,馬即令韓到南京就讀“中央陸軍官校政訓研究班”。在軍校,研究班主任劉健群不僅視韓為“共黨潛伏分子”,還軟禁了他。1933年春節前,蔣介石視察軍校,韓練成在禁閉室大喊:“校長!”才得以解脫。

不久,蔣介石手諭江蘇省主席陳果夫:“學生韓練成,著以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盡先任用。”在這一紙手諭里,蔣介石按照韓的愿望:用回了韓的本名“韓練成”。從此,韓歷任江蘇省保安干部訓練團主任、省保安處副處長、獨立十一旅旅長、鎮江警備司令等職。  

1935年春,韓練成晉升少將。1935年秋,由蔣介石特批,進入陸軍大學特別班第三期,系統學習現代戰爭理論。韓練成完全脫離了西北軍,進入了黃埔系。

信仰的力量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7月中旬,韓練成參加廬山軍官訓練團集訓后,立即被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副總參謀長白崇禧邀去作徹夜長談,韓表示愿意去抗戰前線。第二天,白推薦韓作為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的高級參謀,并指派為李、白與各方聯絡的軍事代表。

8月中旬,韓練成陪同白崇禧會晤了到南京參加國民政府最高國防會議的周恩來、葉劍英等。他第一次見到周恩來時,白向周介紹韓:“他在北伐時是我們東路軍的騎兵集團司令,跟我一直打到了山海關。”韓對周敬禮尊稱:“周老師。”周、葉當然地認為韓是在桂系的黃埔生。

1939年3月底,韓練成到廣西,任第十六集團軍第一七○師副師長兼五○八旅旅長,因在桂南戰役中指揮得當,升任一七○師師長。1940年春,蔣介石到柳州召開軍事會議,發現韓練成已在桂系擔任了師長,非常高興,給了他一筆5萬元的特支費,要他與各方人士聯絡感情,站穩腳跟。

1942年5月,韓練成由第十六集團軍參謀長職上調入國防研究院第一期做研究員,逐步形成了多軍兵種合成作戰、軍訓、軍制等國防戰略層面上的思維體系,撰寫過《動員學》、《論國防教育》等論文。

韓練成一邊潛心研修,一邊梳理他的人生軌跡:從軍17載,以他當時的軍銜、職務,在軍中也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但是他仍然有一種苦悶、壓抑、孤獨的感覺,總覺得報國投錯了門。早在1933年3月,韓得知好友關麟徵率部在古北口長城勇抗日軍時曾興奮不已,他求見蔣介石,要求去關部參戰,受到了蔣的冷遇。蔣對韓“不懂政治”的求戰舉動很不滿意。這讓韓體會到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荒謬。抗戰軍興,韓在重慶、在桂林、在國民黨各派系的軍隊中,很難看到革命的氣息。國難深重,國民政府的中央和地方卻仍在明爭暗斗。以韓的觀察,只有中國共產黨充滿了朝氣,堅持了抗戰。

6月,經過縝密的考慮,韓練成委托無黨派人士周士觀通過他的女婿、中共地下黨員于伶安排了與周恩來的第一次單獨會面。

由于與周已不是初次見面,又有“黃埔師生”關系,談話直入主題:韓練成向周恩來簡要介紹了自己的經歷,談了自己對當前軍事、政治形勢的看法,明確表示要投身革命,要求加入共產黨。周恩來則謹慎地表示,目前國共合作,共產黨不在國民黨內部、國軍上層發展黨員,希望韓在國統區、在蔣、桂高層好好工作,為國家、為抗日統一戰線作貢獻。在談話就要結束,準備分手時,周突然問:“韓參謀長,你是桂系將領,剛才你說在西北軍為煥公(馮玉祥)解圍,是怎么回事?”韓介紹了他與馮的淵源,周又問:“那么,‘四一二政變’前后,你也在西北軍了?有一位,也姓韓,叫韓圭璋的人,你認識嗎?”韓練成驚呆了!半晌才說:“我就是韓圭璋。”周恩來也吃了一驚:“你就是?”周告訴韓,他是從劉志丹處知道韓圭璋的。

從此,韓確定了與黨的同志關系,開始了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的秘密工作。韓嚴格遵照周恩來的指示:從整體戰略高度,以人民解放事業的大戰略為目標,直接參與制定或影響國民黨的既定戰略;除了周或周本人指定的王若飛、董必武、李克農、潘漢年之外,絕不接觸黨的其他地下組織及黨領導下的各種武裝力量。

在韓練成投身北伐的初期,雖然他已經有了反帝、反封建的熱情,有建立大同世界的理想,但他在人生的每一個轉折點,對前途的選擇仍然多是在利害、利益這兩種取向中搖擺。抗戰爆發,責任和道義開始出現在他的選擇取向中,他經常思考作為軍人的意義,他逐漸固化了救國救民的人生目標,個人的利害和利益已經微不足道、已經無所謂了。直到他下定決心追隨共產黨,他的人生取向就再沒有改變過。而這種責任和道義的取向選擇一直跟隨他走到人生的盡頭。

1950年1月,時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的張治中曾當著彭德懷、習仲勛的面說,我問過周總理:韓練成“是蔣身邊的紅人,并非常人從表面上看到的‘雜牌’軍人,也不是受排擠、沒出路的人,這樣的人為什么也會跟共產黨走?”周答:“這正是信仰的力量。”

“老總統身邊時間最長、最危險的共諜”

1943年5月,韓練成從國防研究院畢業,被蔣介石調入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擔任高級參謀,韓同時也擔任參謀總長辦公室參謀組長。

侍從室不設主任,設三個處,俗稱侍一處、侍二處、侍三處,三個處的主任直接對蔣介石負責。當時的侍一處主任是韓在第十六集團軍時認識的桂林行營參謀長林蔚,副主任兼侍衛長是俞濟時;侍二處主任是陳布雷;侍三處主任是韓在江蘇時認識的陳果夫。侍一處主掌軍事,侍二處掌政治、黨務,侍三處掌人事;處以下各設三個組,依次稱侍一組、侍二組......侍九組,其中以主管軍事參謀業務的侍二組和主管政治、黨務的侍四組綜管軍、政機要,是侍從室的核心。

侍一處的組長、參謀大部分是黃埔、陸大生,韓在侍從室侍二組、總長辦公室兩處都有單獨的辦公室,當時的參謀總長是何應欽,他對韓不近不遠,工作內容也不多,韓在侍從室的時間反而比在總長辦公室長。

由于中原大戰救蔣有功、軍銜較高、在參謀總長辦公室擔任參謀組長等因素,韓在侍從室內的地位比一般的參謀要高一些,也被人稱為“組長”。蔣曾親自介紹蔣經國、蔣緯國與韓認識,他們稱韓為“師兄”,韓自然而然地成為蔣介石的親信將領,在大批黃埔將領中也建立起了牢固的關系。

1996年5月,一位和蔣緯國私交甚好的臺灣世家子弟告訴筆者:“緯國將軍說令尊是隱藏在老總統(蔣介石)身邊時間最長、最危險的共諜。......”

1944年7月,韓練成調回廣西,任第十六集團軍副總司令兼參謀長,在多次軍事會議上,與第十八集團軍參謀長葉劍英座位相連,互通情況更為方便。

8月底,日軍以打通桂越(南)公路為目標,向桂林、柳州進攻。第四戰區以分區防御抗擊日軍。盡管國軍奮力抵抗,由于沒有新的增援部隊投入,桂林、柳州11月陷落。1945年2月,蔣介石乘“桂柳會戰”失利、追究責任之機,下令撤銷了第四戰區、第十六(桂系)、第三十五兩集團軍、第三十一軍(桂系)、第三十七軍番號,撤換了包括夏威(桂系)在內11名將級軍官的職務,而在蔣桂兩方面都深受信任的韓練成被任命為第四十六軍軍長。1945年3月四十六軍編入第二方面軍(司令官張發奎,副司令官夏威)。

5月下旬,韓率第四十六軍反攻;月底,攻克賓陽;6月初,攻克遷江;6月底,與第二十九軍配合攻克柳州;7月以后,第四十六軍連續攻克鎮南關、雷州半島,打下廉江。

海南受降與“瓊縱”演了一場“三岔口”

1945年9月,抗日戰爭勝利,韓練成率部渡過瓊州海峽,以國軍第四十六軍軍長身份兼任海南島防衛司令官、接收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集海南黨政軍權于一身,接受日軍投降。蔣介石告誡韓:希望韓以“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全局觀念統御海南,在此階段作出成績,他要看韓“有沒有作封疆大吏的能力”。

去海南之前,韓練成接到周恩來的親筆信:“現在只能運用你個人的影響和你手中的權力,在無損大計的前提下,盡可能保護瓊崖黨組織的安全,并使游擊隊不受損失或少受損失。注意!從實際出發,能做多少,做多少,由你酌定。……”

當時,正是“三人小組”和平調處時期,在國內外政治形勢的壓力下,蔣介石還不能公然以武力去消滅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但海南是一孤島,瓊崖黨組織及共產黨領導的瓊崖縱隊還沒有被提到“三人小組”的議程上來,華南戰區受降主官、廣州行營主任張發奎抓住這個機會,一方面在輿論界發表言論,不承認島上有共產黨,另一方面密令韓練成第四十六軍加緊布置:在一個月內消滅瓊縱!

韓練成只知道瓊縱的負責人叫馮白駒和一個從中央派來的長征干部莊田,但無法聯系,只好以“行政院特派海南區接收協調委員會主席”、“海南區受降司令官”的名義,強令廣東省政府海口辦事處主任蔡勁軍把從日軍手中劫到的瓊縱被俘人員和資料交海口警備司令處理(海口警備司令時為第四十六軍師長巢威)。在釋放這批人員時,韓從中挑選了一個可能是縣一級的干部,親自和他談話,并親手把寫給馮白駒的一封公開信交他帶去。信的主要內容是說戰爭已經結束,要求瓊縱派人出來,商談整編游擊隊的問題。但那位干部文化水平不高,語言也不通,是否能理解,韓心里沒底。

不久,瓊縱派出瓊崖抗日公學校長史丹與韓練成談判。韓練成在公開場合和私下接觸中,向史丹交待了需瓊縱領導注意的事項,要瓊縱暫時停止或減少零星游擊行動,隱蔽自衛,等待時機。因瓊縱電臺丟失,無法與中央聯系,并不信任韓,韓只得單方面采取行動掩護瓊縱:

——首先是限制蔡勁軍指揮的海南島保安團的擴編。張發奎、羅卓英要韓把當時只有一個團的三個縣保安隊擴編成三個團,并用繳獲的日軍武器充實它。韓用種種借口,拖延不辦。對于警察部隊,也是如此。

——其次解決詹松年的偽軍部隊。軍統鄭介民曾告訴韓練成,詹是他的人,陳誠已同意把這支部隊改編成一個獨立旅,暫時編入第四十六軍戰斗序列,作為對瓊縱進攻的先頭部隊。韓練成冒了極大風險,借“整編部隊”之名,把這支偽軍部隊全部繳了械,處死詹松年,并在當天遣散了該部一千七百多人。

當時,蔣介石在重慶召開重要軍事會議,會議制定了對共產黨的《全盤戰爭作戰計劃》,要求“在三個月至半年消滅共軍”。韓的這兩項舉措被蔡勁軍、鄭介民二人報到蔣介石那里,蔣要韓到重慶說明情況。韓拿出詹部在日據時期助紂為虐的事實資料,強調殺詹以平民憤的必要,蔣只斥責韓“擅權行事”,命“下不為例”作罷。

不料,在1946年初,韓練成帶少數隨員乘小火車由三亞到石祿視察鐵礦途中,遭到瓊縱一支小部隊的伏擊,火車被打翻,韓被壓在車廂下面,腰骨扭傷,被隨后掩護的裝甲部隊救出,隨員1死3傷。這次伏擊,不僅打亂了韓的精心部署,也挑起了國民黨反動派對瓊縱的全面進剿。正在此時,蔣介石急電召韓去南京參加全軍整編會議,張發奎指派廣州行營副主任徐景堂、參謀長甘麗初指揮,以第四十六軍為主力,編為15-18個加強營,分兩個攻擊波,對瓊縱施行合圍掃蕩。2月底,第一攻擊波正在進行中,韓返回海口,馬上終止了對瓊縱的進剿。

但是,對于瓊縱來講:“第四十六軍對我們的進攻,其戰爭的殘酷性,超過了民國17年蔡廷鍇、民國21年陳漢光的進攻,也超過了民國32年日寇的‘蠶食’戰爭。(《馮白駒回憶錄》)”而韓練成仍以剿共不力,受到通報處分。《國民政府主席廣州行轅轄區所屬各部本年度元月至七月份剿匪戰績》:“查有整四十六師師長韓練成剿匪不力,應予申斥;整六十三師師長張瑞貴功過各半,準予免處;整六十四師師長黃國梁、第一三一旅旅長張顯岐、第一五九旅旅長劉紹武、粵保安一團團長呂雨源及其所屬剿匪用命卓著,應予傳令嘉獎,……”

1981年,應廣東省委黨史辦馮白駒傳記編寫組之請,由韓練成口述,筆者整理了《回憶在海南的一段經歷》,發表在《廣東黨史資料》第五輯。

讓蔣介石發動的反動內戰徹底失敗

1946年10月上旬,時任國防部長的白崇禧調韓練成的整編第四十六師在上海吳淞口登陸,表面上是負責警備寧滬線、策應江北、保衛南京,實質卻是想將大別山區的桂系勢力與其連在一起,等待時機,對蔣逼宮。

部隊由海路轉運期間,韓練成被蔣介石召去南京,列席了由蔣主持的有白崇禧、陳誠等人參加的最高級軍事會議,了解了蔣全面內戰的戰略計劃,西北、山東兩戰場的戰略部署,以及蔣美之間的關系。會議中,蔣介石突然命令整編第四十六師改向青島登陸,直接投入內戰。白崇禧的計劃落空了。

此時,韓試圖向周恩來作匯報,周通過秘密渠道轉告韓:“速去上海找董老談。”韓立即轉赴上海,趁白崇禧不在將董必武接到白崇禧公館秘密見面。韓把全部情報交董老速轉黨中央,韓并向董請示:“我希望了解的是:黨中央希望我做些什么?”董說:“中央認為,蔣介石全面內戰的決心已定,我們為了達到和平建國的目的,必須首先打破蔣介石的全面進攻。中央曾在6月份作出了一個估計:蔣介石準備大打,大打之后,6個月可見分曉,如果我方大勝,才有和談的基礎,我軍必須戰勝蔣軍進攻,爭取和平前途。因此,恩來讓我同你商量:是在戰場上相機率部起義,還是長期隱蔽,由你自行決定。他讓我向你轉達的最后一句話還是:生存就是勝利。”

兩人約定了華東解放軍和韓聯絡的暗號:“洪為濟”。1946年底,整編第四十六師到山東不久,華野派遣剛出獄的新四軍干部陳子谷持“洪為濟”的信來找韓練成,隨之又有華東局秘書長魏文伯、華中軍區政治部主任舒同來聯絡,并在韓身邊留下了楊斯德、解魁作聯絡員。此時,韓練成心中的目標已經非常明確:他要充分運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讓蔣介石發動的反動內戰徹底失敗!

1947年2月的萊蕪戰役,韓率領的整四十六師與第十二軍(軍長霍守義)、第七十三軍(軍長韓浚)合編為北線兵團,由綏靖區副司令官李仙洲指揮,按照蔣介石“以臨沂為主戰場,殲滅共軍陳毅主力”的戰役設想,投入了“魯南會戰”。2月中旬,陳毅部主動放棄臨沂,秘密北上求殲李兵團。蔣介石、陳誠卻誤認為“陳毅所部潰敗,向西渡河逃竄”,韓極力堅持蔣、陳的錯誤判斷,一再干擾綏靖區司令官王耀武、李仙洲、韓浚等人“李兵團應立即由萊蕪向吐絲口、明水突圍”的決心,直到李仙洲在2月21日夜下令突圍時,韓仍然強調自己“未部署妥當”,硬是推遲行動一天,為解放軍合圍進攻提供了最佳戰機。

2月23日凌晨6時,李兵團突圍開始,由于整四十六師是桂系的主力,并不是韓的基本隊伍,他不可能像高樹勛那樣公開的率部起義,經與陳毅商量采取了放棄對整四十六師指揮的辦法,使李兵團陷于混亂;戰至17時,國民黨軍7個整編師、五萬六千余人被殲滅,李仙洲、韓浚等21名將級軍官被俘,取勝之快,殲敵之多,在解放軍戰史上是空前的。

當日下午,韓練成由華東野戰軍派出的聯絡員引導到達新華社前線分社駐地。黃昏時分,華東軍區司令員陳毅、政治部主任唐亮趕來,相見甚歡。韓練成向陳毅提出,自己的身份尚未暴露,他要回南京去,再為共產黨和人民做點事。陳毅經請示周恩來,同意了韓練成的請求,并派人與韓一起仔細地研究了各種應對方案。

1947年2月底,韓練成帶著一位聯絡員張保祥日夜兼程,經青島、上海回到南京。蔣介石見到韓大喜過望,不僅沒有懷疑韓,反而稱贊他“一俟跑出,即刻返京,極其忠勇可嘉”。韓未受到處分,還被任命為第八綏靖區副司令官兼整編第四十六師師長。

3月底,蔣介石親自下令,任命韓練成為國民政府參軍處參軍,參軍處的全稱是國民政府參軍處,設立于1945年11月,由上將參軍長1人、陸海空三軍將級參軍10-15人組成。這是韓第二次在蔣的身邊參與機要,但這一次的參與程度要高很多:從4月起,蔣介石舉行軍事會議,研究戰局,甚至飛赴各個戰場,韓練成常在隨行之列。送蔣看的戰報最后要經韓過手,蔣批出的命令最先經韓過目。

5月11日,蔣介石召開了魯中會戰分析會。會后,蔣把韓叫到辦公室:“魯中會戰已經打響了,一兵團(含七十四、二十五、八十三三個整編師,兵團司令湯恩伯)的對手還是陳毅的部隊,你對他的戰法熟悉,我想單獨聽聽你的想法。”韓說:“共軍善打運動戰,我們在魯南就是吃了這個虧。我比較傾向以整編第七十四師(師長張靈甫)為中心,吸住共軍主力,再發動10-12個整編師圍殲共軍這個方案。以整七十四師固守一地應該沒有問題。關鍵是,一定要保障外圍后續部隊的強力增援!”聽了韓的分析,蔣下了決心:決定叫張靈甫擇地固守!結果蔣遭到了又一次慘敗。

10月的一天,韓的好友、新任陸軍官校校長關麟徵告訴韓:杜聿明向蔣介石密報,說韓有“通共”的嫌疑。蔣知韓素與杜不睦,并未置信。杜聿明發牢騷說:“如果韓練成不是共產黨,倒還罷了;如果是,那咱們的計劃、戰報都在他皮包里,他又天天跟在校長左右,這個仗,咋個打法?”

1948年4月上旬,蔣介石單獨召見韓練成,決定派韓去作甘肅省的保安司令,要韓利用過去的關系,在西北鞏固自已的地位,抓緊補編部隊。不管這個仗怎么打下去,第一,不能讓共軍西竄;第二,更不能讓它南下四川!韓欣然受命,他想利用這個機會,用蔣的錢再拉起一支部隊,如果自己手中能有4-5個保安旅,他相信自己一定會在西北決戰時起作用。4月中旬,韓飛赴蘭州,向西北軍政長官公署長官張治中報到。只可惜1948年10月,何應欽確切掌握了韓練成在萊蕪戰場“通共”的情報,調韓回南京,準備向他下手,韓練成的計劃未能實現。

在友人的幫助和地下黨的掩護下,韓練成機智地利用國民黨上層各派系的矛盾,終于躲過了特務的追捕,取道香港秘密北上。1948年11月23日深夜,韓練成和第二批愛國民主人士一起乘坐挪威籍商船北上解放區。于1949年1月輾轉到達河北省平山縣。先后受到朱德、周恩來、毛澤東的單獨接見。朱德稱贊他“為黨、為革命立了大功、立了奇功”。毛澤東說:“蔣委員長身邊有你們這些人,我這個小小的指揮部,不僅指揮解放軍,也調動得了國民黨的百萬大軍哪!”

他是沒有辦理正式入黨手續的共產黨員

1949年8月,韓練成擔任解放軍第一野戰軍副參謀長、蘭州軍事管制委員會副主任。參與并指導位于甘肅的國民黨第一一九軍(軍長王治歧、副軍長蔣云臺)、第一七三師(由甘肅省保安副司令周祥初指揮)等部起義。韓也曾給盤踞在寧夏的馬鴻逵寫信,轉達了黨中央對他的寬容態度,勸他“放棄軍權,保持政權”,但馬鴻逵選擇了對抗到底,可他部隊并不愿給他送死,第八十一軍(軍長馬鴻賓)起義、第一二八軍(軍長盧忠良)投誠,馬鴻逵在全軍覆沒前倉皇出逃。1950年1月,韓練成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委員。

韓練成的特殊經歷在西北無人知曉,周恩來委托西北軍區副司令員張宗遜、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做他的入黨介紹人,周恩來向張、甘交底:韓練成“是一個沒有辦理過正式入黨手續的共產黨員,他的行動是對黨的最忠誠的誓言”。

1950年5月,韓練成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此后,韓歷任西北軍區副參謀長、蘭州軍區第一副司令員、訓練總監部科學和條令部副部長、軍事科學院戰史研究部部長、甘肅省副省長等職,以蘭州軍區第一副司令員名義離休(大軍區正職待遇);是第一、二屆國防委員會委員,第一、三、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政協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第六屆全國委員會委員。

1984年2月27日,韓練成病逝于解放軍總醫院。3月7日,在簡單而隆重的遺體告別儀式上,擺放著中共中央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全體常委胡耀邦、葉劍英、鄧小平、趙紫陽、李先念、陳云送的花圈,送花圈的還有彭真、鄧穎超、徐向前,聶榮臻、萬里、習仲勛、楊尚昆以及中央軍委、中央組織部、中央統戰部等。

這一超過常規的舉動,給這位職位并不算高、曝光率較低的將軍那傳奇的一生劃了一個大大的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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